第10章 谢颖(上)
十一月中旬，天彻底冷下来了。
顾寻收到一张通知，说中文系有个讲座，请的是外语系的谢颖教授，讲俄罗斯文学。自愿参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口袋。
刘建军看见了，说：“你去不？”
顾寻说：“去。”
刘建军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反正晚上没事。”
顾寻看了他一眼。
刘建军说：“咋，不欢迎？”
顾寻说：“没有。”
讲座在文科楼阶梯教室，晚上七点。
两个人六点半就到了。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级的，也有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坐在前排。他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
刘建军四处张望，小声说：“人不少啊。”
顾寻没说话。
教室里暖气烧得足，有点闷。刘建军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说翻起来。顾寻坐在那，看著讲台。
讲台上放著一杯水，一个麦克风，几本书。
他想起父亲的笔记本。
那些笔记本是父亲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线装订的，封面已经发黄。顾寻十三岁那年撬开那口旧木箱，一本一本翻过。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京城来，压在枕头底下。
五本笔记本里，有三本是听课笔记。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记著老师讲的內容。另外两本，是父亲自己写的。
写他对读过的书的感想，写他对生活的困惑，写他对那个时代的观察。
有一页写著：
“今天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安娜最后臥轨，心里堵得慌。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想要一点自己的日子。可那个时代，不让她要。我合上书，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吗？”
另一页写著：
“托尔斯泰写列文割草那段，让我想起咱村的麦收。一样的热，一样的累，一样的踏实。可列文割完草，还能回到书斋里想问题。咱村的人，割一辈子草，从来不问为啥。我不知道哪种更好。”
还有几页，是顾寻看过最多遍的。
那些页上，父亲的字跡不像別处那样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还是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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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没开。我听著脚步声走远，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开门？可开了门，又能怎样？”
“后来，那个人也不见了。”
“我开始写日记。把每天看见的事，听见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给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记下来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些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顾寻那时候小，看不太懂。
后来大了，慢慢从母亲嘴里，从村里老人的閒话里，拼凑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亲经歷过的。
现在他坐在这间阶梯教室里，等著听谢颖的讲座，又想起这些话来。
他想，父亲当年，是不是也坐在这间教室里，听过谁的讲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张照片。
闻亭底下，四个年轻人站成一排。
最左边那个，穿著中山装，眉眼和他一模一样。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点整，谢颖进来了。
她穿著深蓝色的外套，头髮盘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讲台前，把手里几本书放下，抬起头，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静下来。
刘建军把书合上，也抬起头看了一眼，小声说：“女教授啊。”
顾寻没理他。
谢颖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今天讲托尔斯泰。讲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顿了顿。
“这本书，很多人读过。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我们不谈安娜的爱情悲剧，不谈卡列寧的虚偽，不谈渥伦斯基的浅薄。我们来谈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她翻开书，找到一页。
“187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了《战爭与和平》，名满天下。可他並不快乐。他在日记里写：『我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活著，我寧愿去死。』”
她抬起头。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表面看是一个女人的悲剧，骨子里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挣扎。”
她开始讲。
讲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动盪，讲贵族阶级的没落，讲新兴资產阶级的崛起。讲托尔斯泰如何通过两条线索——安娜的城市悲剧和列文的乡村探索——来呈现那个时代的撕裂。
“安娜为什么必须死？不是因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为她被社会拋弃。是因为她活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里。她要爱情，可爱情给不了她归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让她更孤独。她试图衝破一切束缚，可衝破之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
她停了一下。
“这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个时代里，让她自己走完该走的路。”
刘建军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小声嘀咕：“有点深。”
顾寻没理他。
谢颖继续讲。
讲列文。讲他回到乡下，试图在土地上寻找生活的意义。讲他和农民一起割草，从劳动中获得踏实。讲他和吉蒂的婚姻，从激情走向平淡，最后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给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给了列文。安娜走向毁灭，列文走向救赎。这是两种可能性，也是托尔斯泰內心两种声音的对话。”
她顿了顿。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吗？书里写他最后接受了信仰，可托尔斯泰自己呢？他写完这本书后，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在八十多岁高龄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文学，从来不给你答案。它只是把问题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剧是问题，列文的探索也是问题。托尔斯泰把这些问题写出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书。
“可看清楚了，然后呢？”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托尔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决不了。他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一生都没找到。他痛苦，他挣扎，他八十多岁了还要离家出走。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我觉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声音低下来。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看见了別人看不见的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活在人群里，却永远是个异类。”
教室里安静得很。
没人说话，没人动。
刘建军张著嘴，小说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顾寻坐在那，心里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亲。
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那些字。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见了，就回不去了。”
谢颖继续说。
“而且，有些时候，清醒不光会让你痛苦，还会让无路可走。”
她顿了顿，没有往下说。
可台下的人，都听懂了。
顾寻想起父亲笔记本里那一页。
“那几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谢颖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说：“有问题可以问。”
学生们举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问各种问题。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个学生问：“您觉得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是真爱吗？”
谢颖想了想。
“是真爱，也是假爱。真在那个瞬间，他们確实为彼此燃烧过。假在那种燃烧持续不了多久。渥伦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再真的爱也走不下去。”
又一个学生问：“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什么不同？”
谢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在极端的处境里拷问上帝。列文不一样，他在日常里寻找。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是两位作家最大的不同。”
还有一个学生问：“您刚才说清醒的人最痛苦。那为什么要清醒？糊涂过一辈子不是更好吗？”
谢颖沉默了一会儿。
她看著那个提问的学生，慢慢说：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她顿了顿。
“你读了书，你见了世面，你开始想问题。你以为你在主动思考，其实你是被动的。是那些书，那些人，那些经歷，把你变成了一个清醒的人。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可能会更痛苦。”
“可这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学生坐下去了。
顾寻坐在后排，听著这些话。
他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离开京城那天，站在月台上，看著这座待了四年的城市。
他那时候在想什么？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不是回不来定西。
是回不来那个不问问题的自己。
他带著一双被打开的眼睛回去了。
在那个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他看见了太多。
可他说不出来。
有些话，不能说。
他只能把它们写下来，锁在那口旧木箱里。
等著有一天，有人能看见。
顾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亲不是失败。
他是选择了清醒，哪怕清醒意味著痛苦，意味著孤独，意味著沉默。
他带著那份清醒，活到了三十四岁。
然后他死在砖窑上。
可他留下了那些笔记本。
那些他看见的事，他记下来了。
那些他说不出的话，他写下来了。
问的人越来越少了。
谢颖的目光扫过台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扫到后排的时候，在他脸上停了一下。
很短。
短到別人注意不到。
可顾寻注意到了。
她看著他，就那么一下，然后目光移开了。
顾寻没动。
他坐在那，和她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心里动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是那张和父亲一样的脸？
还是那双眼睛里，和父亲一样的东西？
讲座结束了。人们站起来，往外走。前排几个学生围上去，还想问问题。
谢颖站在讲台前，和他们说著话。
刘建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可算完了，听得我脑袋疼。”
他把小说塞进口袋，看著顾寻。
“走不走？”
顾寻说：“你先走，我一会儿。”
刘建军说：“行，那我回宿舍了。外头冷，別待太久。”
他走了。
顾寻慢慢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那边的人群散了。她拿起桌上的书，往门口走。
顾寻站在门边，让开道。
她走过来。
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顿。
很轻，几乎看不出来。
可她顿了顿。
然后她没停，走了过去。
顾寻站在那，看著她的背影。
深蓝色的外套，盘著的头髮，步子不快不慢。
她走到楼梯口，下去了。
顾寻站了一会儿，也往下走。
外头很冷。风颳著，把地上的落叶吹起来，打著旋。
他站在楼门口，看见她的背影已经走远了。
往外语系的方向。
他站在那，看著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宿舍走。
路上风大，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张纸，是那张讲座通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折好，又放回去。
回到宿舍，刘建军已经躺床上了。
“回来了？讲座咋样？”
顾寻说：“挺好。”
刘建军说：“我听不太懂，什么安娜列文的，绕来绕去。不过那教授讲得是真稳，一句废话没有。”
顾寻说：“嗯。”
刘建军说：“你听懂了？”
顾寻说：“懂一些。”
刘建军说：“那你给我讲讲，她最后说的那个啥意思？清醒是病，治不好。那咋办？”
顾寻想了想。
“往前走。”
刘建军愣了一下。
“往前走？往哪儿走？”
顾寻说：“不知道。”
刘建军躺回去，嘟囔了一句：“不懂你们这些写东西的。”
他想起谢颖看他那一眼。
想起她从他身边走过时，那顿了顿的脚步。
想起她讲的那些话。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他想起父亲。
清醒选择了父亲。
父亲带著那份清醒，在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有些话，他不能说。
可他写下来了。
顾寻收到一张通知，说中文系有个讲座，请的是外语系的谢颖教授，讲俄罗斯文学。自愿参加，不算考勤。
他把通知折起来，塞进口袋。
刘建军看见了，说：“你去不？”
顾寻说：“去。”
刘建军说：“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反正晚上没事。”
顾寻看了他一眼。
刘建军说：“咋，不欢迎？”
顾寻说：“没有。”
讲座在文科楼阶梯教室，晚上七点。
两个人六点半就到了。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高年级的，也有几个老师模样的人坐在前排。他们找了靠后的位置坐下。
刘建军四处张望，小声说：“人不少啊。”
顾寻没说话。
教室里暖气烧得足，有点闷。刘建军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掏出本小说翻起来。顾寻坐在那，看著讲台。
讲台上放著一杯水，一个麦克风，几本书。
他想起父亲的笔记本。
那些笔记本是父亲留下的。一共五本，用线装订的，封面已经发黄。顾寻十三岁那年撬开那口旧木箱，一本一本翻过。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京城来，压在枕头底下。
五本笔记本里，有三本是听课笔记。字跡工整，密密麻麻，记著老师讲的內容。另外两本，是父亲自己写的。
写他对读过的书的感想，写他对生活的困惑，写他对那个时代的观察。
有一页写著：
“今天读《安娜·卡列尼娜》，读到安娜最后臥轨，心里堵得慌。她不是坏人，她只是想要一点自己的日子。可那个时代，不让她要。我合上书，坐在那儿，半天没动。我想，我自己呢？我想要的，能要吗？”
另一页写著：
“托尔斯泰写列文割草那段，让我想起咱村的麦收。一样的热，一样的累，一样的踏实。可列文割完草，还能回到书斋里想问题。咱村的人，割一辈子草，从来不问为啥。我不知道哪种更好。”
还有几页，是顾寻看过最多遍的。
那些页上，父亲的字跡不像別处那样工整，有些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了。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我还是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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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有人来敲门。我没开。我听著脚步声走远，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开门？可开了门，又能怎样？”
“后来，那个人也不见了。”
“我开始写日记。把每天看见的事，听见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给別人看。是怕自己忘了。可有些事，记下来了，就更忘不掉。”
“我不怕吃苦。我怕的是，吃了苦，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那些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顾寻那时候小，看不太懂。
后来大了，慢慢从母亲嘴里，从村里老人的閒话里，拼凑出一些事。
他知道父亲经歷过的。
现在他坐在这间阶梯教室里，等著听谢颖的讲座，又想起这些话来。
他想，父亲当年，是不是也坐在这间教室里，听过谁的讲座？
是不是也像他一样，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人？
他想起那张照片。
闻亭底下，四个年轻人站成一排。
最左边那个，穿著中山装，眉眼和他一模一样。
那是1965年。
二十年前。
七点整，谢颖进来了。
她穿著深蓝色的外套，头髮盘著，步子不快不慢。走到讲台前，把手里几本书放下，抬起头，看著台下。
教室里安静下来。
刘建军把书合上，也抬起头看了一眼，小声说：“女教授啊。”
顾寻没理他。
谢颖开口，声音不高，但稳。
“今天讲托尔斯泰。讲他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顿了顿。
“这本书，很多人读过。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我们不谈安娜的爱情悲剧，不谈卡列寧的虚偽，不谈渥伦斯基的浅薄。我们来谈谈，托尔斯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她翻开书，找到一页。
“1873年，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已经发表了《战爭与和平》，名满天下。可他並不快乐。他在日记里写：『我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活著，我寧愿去死。』”
她抬起头。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表面看是一个女人的悲剧，骨子里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挣扎。”
她开始讲。
讲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动盪，讲贵族阶级的没落，讲新兴资產阶级的崛起。讲托尔斯泰如何通过两条线索——安娜的城市悲剧和列文的乡村探索——来呈现那个时代的撕裂。
“安娜为什么必须死？不是因为她背叛了婚姻，不是因为她被社会拋弃。是因为她活在一个没有出路的世界里。她要爱情，可爱情给不了她归宿；她要自由，可自由只让她更孤独。她试图衝破一切束缚，可衝破之后，发现外面什么都没有。”
她停了一下。
“这是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他不批判安娜，也不同情安娜。他只是把她放在那个时代里，让她自己走完该走的路。”
刘建军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小声嘀咕：“有点深。”
顾寻没理他。
谢颖继续讲。
讲列文。讲他回到乡下，试图在土地上寻找生活的意义。讲他和农民一起割草，从劳动中获得踏实。讲他和吉蒂的婚姻，从激情走向平淡，最后在信仰中找到寄託。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困惑给了安娜，把自己的探索给了列文。安娜走向毁灭，列文走向救赎。这是两种可能性，也是托尔斯泰內心两种声音的对话。”
她顿了顿。
“可列文真的找到答案了吗？书里写他最后接受了信仰，可托尔斯泰自己呢？他写完这本书后，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在八十多岁高龄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她看著台下。
“所以我想说的是，伟大的文学，从来不给你答案。它只是把问题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安娜的悲剧是问题，列文的探索也是问题。托尔斯泰把这些问题写出来，不是为了教育谁，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楚。”
她合上书。
“可看清楚了，然后呢？”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托尔斯泰看清楚了，可他解决不了。他一生都在寻找答案，一生都没找到。他痛苦，他挣扎，他八十多岁了还要离家出走。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傻了。可我觉得，他只是太清醒了。”
她的声音低下来。
“清醒的人，往往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看见了別人看不见的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他们活在人群里，却永远是个异类。”
教室里安静得很。
没人说话，没人动。
刘建军张著嘴，小说掉在腿上都不知道。
顾寻坐在那，心里动了一下。
他想起了父亲。
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那些字。
“我学会了沉默。可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
“看见了，就回不去了。”
谢颖继续说。
“而且，有些时候，清醒不光会让你痛苦，还会让无路可走。”
她顿了顿，没有往下说。
可台下的人，都听懂了。
顾寻想起父亲笔记本里那一页。
“那几年，校园里空荡荡的。梧桐树还在，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人却不一样了。”
谢颖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抬起头，说：“有问题可以问。”
学生们举手。一个接一个站起来，问各种问题。她一一回答，不急不慢。
一个学生问：“您觉得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是真爱吗？”
谢颖想了想。
“是真爱，也是假爱。真在那个瞬间，他们確实为彼此燃烧过。假在那种燃烧持续不了多久。渥伦斯基要的是征服，安娜要的是全部。两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再真的爱也走不下去。”
又一个学生问：“列文的探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有什么不同？”
谢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在极端的处境里拷问上帝。列文不一样，他在日常里寻找。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这是两位作家最大的不同。”
还有一个学生问：“您刚才说清醒的人最痛苦。那为什么要清醒？糊涂过一辈子不是更好吗？”
谢颖沉默了一会儿。
她看著那个提问的学生，慢慢说：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她顿了顿。
“你读了书，你见了世面，你开始想问题。你以为你在主动思考，其实你是被动的。是那些书，那些人，那些经歷，把你变成了一个清醒的人。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就只能往前走。”
“往前走，可能会更痛苦。”
“可这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学生坐下去了。
顾寻坐在后排，听著这些话。
他想起父亲。
想起父亲离开京城那天，站在月台上，看著这座待了四年的城市。
他那时候在想什么？
是不是也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不是回不来定西。
是回不来那个不问问题的自己。
他带著一双被打开的眼睛回去了。
在那个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他看见了太多。
可他说不出来。
有些话，不能说。
他只能把它们写下来，锁在那口旧木箱里。
等著有一天，有人能看见。
顾寻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父亲不是失败。
他是选择了清醒，哪怕清醒意味著痛苦，意味著孤独，意味著沉默。
他带著那份清醒，活到了三十四岁。
然后他死在砖窑上。
可他留下了那些笔记本。
那些他看见的事，他记下来了。
那些他说不出的话，他写下来了。
问的人越来越少了。
谢颖的目光扫过台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扫到后排的时候，在他脸上停了一下。
很短。
短到別人注意不到。
可顾寻注意到了。
她看著他，就那么一下，然后目光移开了。
顾寻没动。
他坐在那，和她的目光对上的那一瞬间，心里动了一下。
他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是那张和父亲一样的脸？
还是那双眼睛里，和父亲一样的东西？
讲座结束了。人们站起来，往外走。前排几个学生围上去，还想问问题。
谢颖站在讲台前，和他们说著话。
刘建军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可算完了，听得我脑袋疼。”
他把小说塞进口袋，看著顾寻。
“走不走？”
顾寻说：“你先走，我一会儿。”
刘建军说：“行，那我回宿舍了。外头冷，別待太久。”
他走了。
顾寻慢慢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那边的人群散了。她拿起桌上的书，往门口走。
顾寻站在门边，让开道。
她走过来。
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顿。
很轻，几乎看不出来。
可她顿了顿。
然后她没停，走了过去。
顾寻站在那，看著她的背影。
深蓝色的外套，盘著的头髮，步子不快不慢。
她走到楼梯口，下去了。
顾寻站了一会儿，也往下走。
外头很冷。风颳著，把地上的落叶吹起来，打著旋。
他站在楼门口，看见她的背影已经走远了。
往外语系的方向。
他站在那，看著那个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宿舍走。
路上风大，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口袋里有一张纸，是那张讲座通知。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折好，又放回去。
回到宿舍，刘建军已经躺床上了。
“回来了？讲座咋样？”
顾寻说：“挺好。”
刘建军说：“我听不太懂，什么安娜列文的，绕来绕去。不过那教授讲得是真稳，一句废话没有。”
顾寻说：“嗯。”
刘建军说：“你听懂了？”
顾寻说：“懂一些。”
刘建军说：“那你给我讲讲，她最后说的那个啥意思？清醒是病，治不好。那咋办？”
顾寻想了想。
“往前走。”
刘建军愣了一下。
“往前走？往哪儿走？”
顾寻说：“不知道。”
刘建军躺回去，嘟囔了一句：“不懂你们这些写东西的。”
他想起谢颖看他那一眼。
想起她从他身边走过时，那顿了顿的脚步。
想起她讲的那些话。
“没有人选择清醒。是清醒选择了你。”
他想起父亲。
清醒选择了父亲。
父亲带著那份清醒，在黄土坡上活了一辈子。
有些话，他不能说。
可他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