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原来一天，现在半天。
“您这一年多，把司法厅带得不容易。
我们都看在眼里。”
祁同伟没说话。
老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祁厅长，保重。”
门关上后，祁同伟坐在那儿，看著那扇门。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远处的楼里，亮著几盏灯。
有人在加班，有人在等，有人在回家。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台上那盆绿萝，藤蔓垂下来一小截，在夜风里轻轻晃。
他伸手，轻轻碰了碰那片叶子。
嫩绿，微凉。
六月十三號，省委大院。
那棵老树下，高育良一个人站在那儿。
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光。
他仰著头，看著那些密密匝匝的叶子，看了很久。
有人从后面走过来，在他旁边站住。
是林惟民。
两人都没说话，就那么站著，仰著头。
站了很久。
高育良忽然开口：“惟民书记，这树，真能活。”
林惟民没接话。
“一百多年，多少人走过，多少事经过，它还在。”
林惟民收回目光，看著他。
“育良同志，你最近想得多了。”
高育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是有点多。”
林惟民没再说话，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高育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书记，谢谢您。”
林惟民没回头，继续往前走。
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
六月十五號，汉东省司法厅。
祁同伟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本书，一个笔记本，几份还没来得及看的材料。
他把它们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放在墙角。
然后他坐下来，看著那间办公室。
办公桌，椅子，书架，窗台那盆绿萝。
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感觉不一样了。
“鐺鐺”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秘书，跟著他干了一年多。
“厅长，车备好了。”
他拿起那个纸箱子，往外走。
秘书赶紧身手接过去，跟在后面。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间办公室。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盆绿萝上。
绿萝的叶子在光里泛著油亮的光。
他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出去。
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楼下，车等著。
司机拉开车门，祁同伟弯腰进去。
车缓缓驶出省委大院，拐上主干道，匯入车流。
他靠在座椅上，看著窗外。
红灯，车停下来。
祁同伟看著窗外。
旁边是一辆公交车，车窗里挤满了人。
有一个年轻女孩，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拉著扶手，一只手拿著手机。
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笑了一下。
绿灯亮了。
车继续往前开。
祁同伟闭上眼睛。
窗外，满城的阳光。
九月，北京。
上级党校的院子里种著不少银杏树，比汉东省委大院那棵还粗。
叶子刚开始泛黄，边缘镶著一圈浅浅的金色，在九月的阳光里，看著格外乾净。
祁同伟住在一號楼四层，朝南的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桌上摆著一盏檯灯，还有学校发的一摞教材。
头一个星期，他几乎没睡著。
不是因为认床，是因为太安静了。
在汉东待惯了，夜里总能听见点动静——远处的车声，楼下的脚步声，有时候还有隔壁办公室加班的人打电话。
这儿什么声音都没有。
静得像被抽空了。
第一个周末，他没出门。
在房间里把那摞教材翻了一遍。
有理论，有政策，有案例，有分析。
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陌生的。
陌生的那些，他看了两遍，没全懂。
第二周开始上课。
教室在一號楼东侧，能坐五六十人。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省里的，有部委的，有国企的，还有一个是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汉语说得不太利索，但每次发言都特认真。
第一堂课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
讲课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教授，姓周，头髮花白，说话不紧不慢。
周教授走上讲台，没拿讲稿，就站在那儿，看著台下。
“各位在地方上都是干实事的。
我今天不讲太多理论，讲几个数据。”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数字。
粉笔和黑板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
“这是过去五年，全国gdp增长曲线。
这是固定资產投资增速。
这是消费贡献率的变化。”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
“看明白了？”
台下没人吭声。
周教授说：“看明白了就知道，以前那种靠投资拉动、靠房地產撑著的路子，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边际效益递减。
投一万亿，能拉动一个点；
再投一万亿，可能连零点五个点都拉不动。”
祁同伟在下面听著，笔没停。
周教授继续说：“那怎么办？
两条路。
一是创新，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
二是改革，靠制度优化释放活力。”
他顿了顿。
“创新的事，在座的很多可能管不著。
但改革的事，在座的都管得著。”
祁同伟抬起头。
周教授看著他，又看著所有人。
“改革改什么？
改那些把干部手脚捆住的条条框框。
改那些让老百姓办事难的繁文縟节。
改那些该放不放、该减不减的陈规陋习。”
他转过身，又写下一行字。
“改革的核心，不是出新政策，是让已有的政策落地。”
滴巴滴巴滴滴。。。。
下课铃响了。
周教授收拾东西往外走。
“对了，刚才那句话，你们回去琢磨琢磨。”
祁同伟坐在那儿，看著黑板上那行字，看了很久。
“让已有的政策落地。”
九月第三周，有一堂课让祁同伟印象很深。
讲课的是个从外省请来的市委书记，姓方，五十多岁，在基层干了三十年。
他讲的主题是“基层治理的困境与突围”。
方书记走上台手里捏著一根粉笔。
“各位都是省里的、部里的，可能在办公室待得多。
我今天讲几个真事。”
“第一个事。
我们市有个县，搞了个便民服务中心，花了三千万，建得很漂亮。
开业那天，我去剪彩，问排队的老百姓，感觉怎么样？
老百姓说，好，比原来强。
我问，强在哪儿？
老百姓说，原来跑三个地方，现在跑一个地方。”
“我又问，那跑一趟，比以前省多少时间？
老百姓说，原来一天，现在半天。”
他笑了笑。
我们都看在眼里。”
祁同伟没说话。
老郑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祁厅长，保重。”
门关上后，祁同伟坐在那儿，看著那扇门。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
远处的楼里，亮著几盏灯。
有人在加班，有人在等，有人在回家。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台上那盆绿萝，藤蔓垂下来一小截，在夜风里轻轻晃。
他伸手，轻轻碰了碰那片叶子。
嫩绿，微凉。
六月十三號，省委大院。
那棵老树下，高育良一个人站在那儿。
阳光从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光。
他仰著头，看著那些密密匝匝的叶子，看了很久。
有人从后面走过来，在他旁边站住。
是林惟民。
两人都没说话，就那么站著，仰著头。
站了很久。
高育良忽然开口：“惟民书记，这树，真能活。”
林惟民没接话。
“一百多年，多少人走过，多少事经过，它还在。”
林惟民收回目光，看著他。
“育良同志，你最近想得多了。”
高育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是有点多。”
林惟民没再说话，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高育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书记，谢谢您。”
林惟民没回头，继续往前走。
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
六月十五號，汉东省司法厅。
祁同伟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本书，一个笔记本，几份还没来得及看的材料。
他把它们装进一个纸箱子里，放在墙角。
然后他坐下来，看著那间办公室。
办公桌，椅子，书架，窗台那盆绿萝。
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感觉不一样了。
“鐺鐺”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秘书，跟著他干了一年多。
“厅长，车备好了。”
他拿起那个纸箱子，往外走。
秘书赶紧身手接过去，跟在后面。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间办公室。
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盆绿萝上。
绿萝的叶子在光里泛著油亮的光。
他看了几秒，然后转身出去。
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楼下，车等著。
司机拉开车门，祁同伟弯腰进去。
车缓缓驶出省委大院，拐上主干道，匯入车流。
他靠在座椅上，看著窗外。
红灯，车停下来。
祁同伟看著窗外。
旁边是一辆公交车，车窗里挤满了人。
有一个年轻女孩，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拉著扶手，一只手拿著手机。
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她笑了一下。
绿灯亮了。
车继续往前开。
祁同伟闭上眼睛。
窗外，满城的阳光。
九月，北京。
上级党校的院子里种著不少银杏树，比汉东省委大院那棵还粗。
叶子刚开始泛黄，边缘镶著一圈浅浅的金色，在九月的阳光里，看著格外乾净。
祁同伟住在一號楼四层，朝南的房间。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桌上摆著一盏檯灯，还有学校发的一摞教材。
头一个星期，他几乎没睡著。
不是因为认床，是因为太安静了。
在汉东待惯了，夜里总能听见点动静——远处的车声，楼下的脚步声，有时候还有隔壁办公室加班的人打电话。
这儿什么声音都没有。
静得像被抽空了。
第一个周末，他没出门。
在房间里把那摞教材翻了一遍。
有理论，有政策，有案例，有分析。
有些是熟悉的，有些是陌生的。
陌生的那些，他看了两遍，没全懂。
第二周开始上课。
教室在一號楼东侧，能坐五六十人。
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省里的，有部委的，有国企的，还有一个是新疆来的少数民族干部，汉语说得不太利索，但每次发言都特认真。
第一堂课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走向》。
讲课的是个五十多岁的教授，姓周，头髮花白，说话不紧不慢。
周教授走上讲台，没拿讲稿，就站在那儿，看著台下。
“各位在地方上都是干实事的。
我今天不讲太多理论，讲几个数据。”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一串数字。
粉笔和黑板摩擦，发出吱吱的声音。
“这是过去五年，全国gdp增长曲线。
这是固定资產投资增速。
这是消费贡献率的变化。”
他放下粉笔，转过身。
“看明白了？”
台下没人吭声。
周教授说：“看明白了就知道，以前那种靠投资拉动、靠房地產撑著的路子，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边际效益递减。
投一万亿，能拉动一个点；
再投一万亿，可能连零点五个点都拉不动。”
祁同伟在下面听著，笔没停。
周教授继续说：“那怎么办？
两条路。
一是创新，靠技术进步提高效率。
二是改革，靠制度优化释放活力。”
他顿了顿。
“创新的事，在座的很多可能管不著。
但改革的事，在座的都管得著。”
祁同伟抬起头。
周教授看著他，又看著所有人。
“改革改什么？
改那些把干部手脚捆住的条条框框。
改那些让老百姓办事难的繁文縟节。
改那些该放不放、该减不减的陈规陋习。”
他转过身，又写下一行字。
“改革的核心，不是出新政策，是让已有的政策落地。”
滴巴滴巴滴滴。。。。
下课铃响了。
周教授收拾东西往外走。
“对了，刚才那句话，你们回去琢磨琢磨。”
祁同伟坐在那儿，看著黑板上那行字，看了很久。
“让已有的政策落地。”
九月第三周，有一堂课让祁同伟印象很深。
讲课的是个从外省请来的市委书记，姓方，五十多岁，在基层干了三十年。
他讲的主题是“基层治理的困境与突围”。
方书记走上台手里捏著一根粉笔。
“各位都是省里的、部里的，可能在办公室待得多。
我今天讲几个真事。”
“第一个事。
我们市有个县，搞了个便民服务中心，花了三千万，建得很漂亮。
开业那天，我去剪彩，问排队的老百姓，感觉怎么样？
老百姓说，好，比原来强。
我问，强在哪儿？
老百姓说，原来跑三个地方，现在跑一个地方。”
“我又问，那跑一趟，比以前省多少时间？
老百姓说，原来一天，现在半天。”
他笑了笑。